莫让供给侧改革的西化解读误导中国经济

宋方敏

经济结构调整讲了多年，大家都赞同。但用“供给侧”这个舶来词概括，就引发近年被批臭的新自由主义死灰复燃，出现了两种不同指导理论的解读，反映两条改革道路的斗争深化。在一些权威专家西化解读的语境下，这场改革会不会危及大量国企的生存权而被私有化，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命运，成为社会普遍的关注和担忧。

一是话语权很重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划清界限，是正确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前提。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外乎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政策思路是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底线，体现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有机结合，从出发点到举措都应是彰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而一些流行的权威观点，却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为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政策主张上照搬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那一套，笃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通过推动国企私有化和一系列“劫贫济富”政策设计来满足资本利益诉求，以求刺激私人企业增加有效供给和平衡政府预算。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早就被历史宣告失败，也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合理调整，演绎成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体制改革，引发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

最近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就是典型。吴敬琏竟然否定习总反复阐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说“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不是“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其“司马昭之心”无非是要用“供给侧改革”的葫芦，卖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毒药！楼继伟认为劳动合同法是民粹主义产物，只保护劳动者，没有保护企业主利益，工资过快增长降低了投资意愿，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下一步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体现劳资双方平衡。郑秉文把供给与需求对立起来，说这么多年来，始终从需求侧把社保看成是和谐社会的需求和福利，没有把它看成是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所以供给侧改革就要改社保，改劳动法，不能搞福利，否则就没头了。可见都是里根和撒切尔那一套“劫贫济富”的主张，和习总讲的“共享发展”唱反调，这样做两极分化必然扩大，“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能走出，“十三五”全面小康目标只会落空。联想最近一个时期媒体造势，一些权威专家讲供给侧改革重点就是清理“僵尸国企”，要冲破阻力，不要怕大批工人失业，那是改革必须的代价，与习总讲“国企要激发内生动力”不是一个调子。网上盛传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文，公开宣传他的“消灭国企论”，认为“没有国企，中国将更加美好”，“要全民反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厘清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思，告诉国民为什么要减少国有、破除国企垄断？为什么要减少人治、坚定地实行宪政与法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是一股势力，用心极其险恶！

二是对过剩产能要有正确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相对于资本需求的过剩不等于劳动人民实际需求的绝对过剩。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不能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过剩又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没有过剩就没有竞争，没有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市场经济的过剩问题，不存在需求与供给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可以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办法，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自觉调节处理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来避免造成那种生产力严重破坏和劳动人民深重灾难的危机后果。13亿人口的中国需求体量大得很，但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对城里人过剩的供给，对农村人并不过剩；对东部过剩的供给，对西部并不过剩；对富人过剩的供给，对穷人并不过剩。关键是不能忘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不能总是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扩张需求来评价供给过剩，如果真正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来评价，现在很多所谓“过剩产能”实际上可能还是短缺的。我曾经写文章说过，一面是工业“产能过剩”，要“清理淘汰”，一面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民连保命的抗震房都住不上，中国经济的供需结构究竟该怎么调整？我国西南地震多发地区，由于居民住房简陋，遇有中小地震也会造成人员死伤严重灾情，让海外不可理解，连台湾人都笑话。就是像江苏这样富裕的省份，苏北广大农村也普遍房屋质量很差，几乎没用什么钢材，这是小康水平吗？当年搞“彩电下乡”，就是解决彩电产能过剩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现在就不能搞“钢材下乡”，让农村普遍盖起具备抗震能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房？难道中国只有把房子“炸掉”也不能让穷人住的资本主义一条路？再说，我国钢产量才人均500公斤，还不如70多年前美国的人均水平（近600公斤）。中国好多地区好多县还没通高速公路，现代化的桥梁隧道也不多，水泥钢铁过剩吗？如果真正把需求充分激发起来，会产生多大的带动效应？当然也需要从供给侧调整结构，发展高新尖产能，但也要看到不同档次的产品适应不同档次的需求，市场都是有限的，都去搞也会过剩。比较合适的提法，不该是破坏生产力的“去产能”，而是“化解滞销产能、改造落后产能”，这应是常态化任务。中国市场是梯次化的，且容量和潜力巨大，完全可以用梯次化的办法来化解产能矛盾，带动产业结构有序调整转换，有步骤可持续地实现转型升级发展，避免灾难性后果。

三是不能把国企当“僵尸企业”处理。现在讲清理“僵尸企业”有两个误区，一是矛头直指实体经济，有“去工业化”之嫌，其实那些金融领域里包括易租宝、P2P等在内的非法集资企业，以及种种玩“空手道”的公司，才是最该清理的；二是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企，好像私企外企没有僵尸问题，这不符合事实。僵尸者，毫无生命价值也。一些专家和媒体拼命鼓吹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关闭“僵尸企业”，把国企卖给私资外资，让工人下岗。《财经记者报道》公开发文，鼓吹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私有化涉及了国内2/3的国企，经过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显著提升”。问题是，如果国企是“僵尸”，变成“私企”就不是“僵尸”吗？如果变成私企就能搞好，国企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搞好？道理讲不通嘛！历史证明，以处理“僵尸”为名卖国企，不但会带来大量失业问题，而且一旦开了口子，好国企也会“被僵尸”，为私有化创造条件。试想，华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僵尸企业”，因为企业是大家的，大家都是股东，只会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国企就更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僵尸”了，如果国家有难，能说自己是“僵尸国家”吗？国企是全体人民的国企，是全体劳动者的国企，遇到困难不能出卖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走私有化邪路，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发挥主人翁积极性，同舟共济，集智聚力，发奋图强，主动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就像习总在全国人大黑龙江代表团讲的，“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去产能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道不同，国企命运就不同！

四是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政府不作为。政府引导，国企领头，市场大海上的中国经济船队才能朝着新航向前进。习总讲两只手的作用都要发挥好。吴敬琏却鼓吹，只要政府调结构，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给侧改革。其实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调整不能完全靠市场，市场调节总是被动的、滞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不可或缺，在经济困难时期往往更具决定意义。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真正被证明比较成功的是30年代大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要研究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会带来的居民新消费需求，把网络信息产业建设、新技术装备产业建设、节能产业和环保工程建设、老年社会化保障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多震地区抗震房建设、新农村建设、城市综合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摆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虽然近期资本效益不高，对私资外资吸引力不强，但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是巨大的，对刺激需求增长有后续长远价值，那就应该发挥政府投资和国企支柱作用，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何况中央是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作为一个整体，要稳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政府都得调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什么希望？

五是必须真正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与供给侧改革相联系的是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这就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化。有一种论调认为，在经济增速减慢的情况下，只能降低劳动者收入，为企业减负，以保护和刺激资本的积极性，不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按这种理论，只要有一天新常态，就一天谈不上缩差共富、共享发展，那还是人民希望的经济常态吗？其实，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调整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提高工资、福利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并不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恰恰是在经济危机萧条时期，国家为恢复经济发展才出面采取这些缓和劳资矛盾的手段。资产者对雇佣劳动者放松“金锁链”，从来都不是资产者发财时的良心发现，而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后劳资矛盾斗争的结果。每一次社会收入公平化调节，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也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我国事实也证明，越是经济扩张高速发展时期，贫富差距扩大越厉害。现在经济缓速后的结构调整，必然也是分配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如果没有分配结构调整，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过去那些年经济结构恶化是与社会分配结构的失衡直接相关的，从而导致资本的盲目扩张生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脱节；今天转方式、调结构，只有相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收入多起来，支付能力提高了，市场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投资和生产才能在有效的消费需求引导下良性增长。否则，资本所有者口袋里的钱再多，没有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市场也不会有出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运动及其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没有过时，财富分配不公平，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效率。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不能指望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必须真真切切地把“共享发展”落到实处。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国资委国企理论宣传特约研究员；2016年3月9日完稿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