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来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相互交流中，亚洲和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中国与意大利的作用更为突出。究其原因，在亚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除了商人，宗教人士、学者是承担交流任务的又一重要力量。从意大利来说，它是罗马教廷所在地，因而派往亚洲和东方的宗教人士、学者中意大利人居多，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所以成为亚欧文明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则是与它在古代时期经济文化就比较发达并开辟了“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密切相关的。

可以判断，从远古时代起，亚欧两大文明的联系与交流，就以这样那样的渠道和形式开始了。毫无疑义，两大文明的交流首先是通过商贸活动而进行的物质文化交流。可惜史籍中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文字记载不多。

相比而言，亚欧两大文明在精神文化上的交流则是有大量史料记载的。按照中国的历史纪年和分期，亚欧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历程，我以为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阶段。从中国的先秦经秦汉、唐宋到元朝为第一大阶段。

在这一千多年中，西亚、中亚、南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直接联系与交流，早已开始并日渐频繁起来，但这种直接联系与交流并不全是平等、和谐地进行的，有时是通过相互冲突和战争而被动进行的，如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就是如此。

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和东亚文明与意大利和欧洲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联系与交流，则大都是通过中亚、南亚、西亚而间接进行的，直接的接触和交流还很少。

在中国西汉时期的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和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但最远只是到了今天的中亚地区，并未与当时欧洲的希腊文化发生直接接触。到了中国的东汉时期，班超曾于公元73年至102年，出使西域三十年，但也主要是活动于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他虽然曾派副使甘英于97年访寻大秦即罗马帝国，然而到了地中海东岸，则被安息人借口海上风大加以劝阻，所以未能抵达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地区。东汉末年的166年，大秦国王派出使节取道东南亚的日南（今越南中部地区）抵达中国，这应是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诺执政之时。这在中国的《后汉书》中有记载，但在拉丁文献中则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西亚商人冒充使节之为。到了中国唐朝时期的751年，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过一次交战，唐军大败，不少人被俘。被俘者中有一个叫杜环的学者，曾跟随阿拉伯人到过西亚、北非等地，后经海上丝绸之路于762年回到中国。他根据这次游历写了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但他也未能到达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到了中国南宋时期的1255年，一位在福建泉州任过官职的名叫赵汝适的学者，写了题为《诸蕃志》一书，他本人并未到过欧洲，而是根据来中国泉州等地做生意的意大利或西亚商人的介绍而撰写的。书中对名叫“斯加里野”岛的情况作了具体描述，并说该岛“位于芦眉国附近”。“斯加里野”岛即是今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芦眉”即是罗马。这是中国史籍中对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比较早的一篇记述。

总起来说，在中国元朝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东亚与意大利、欧洲之间在思想文化方面，还尚未进入直接交流的阶段。虽然各自对对方早有所闻，对对方的物质产品早已为用，并且对对方深为向往，但这种闻知毕竟属于耳闻之知而非眼见之实，各自对对方的认识还处在朦胧而又神秘的状态中。中国的史籍里曾长期将罗马帝国所在的欧洲地区称为“大秦”或者“骊靬”“黎轩”或者“拂菻”“茀郞”等；在欧洲的史籍里则曾长期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即产丝之国。尽管彼此都想尽早探寻和真切地了解对方，但长时期内仍处在尚未真正发现和认识对方的阶段。不过，既然双方间接闻知对方的序幕已经拉开，那么离直接发现和认识对方也就为时不远了。而这一时刻到了中国元朝终于到来了。从中国元朝起，经过明朝和清朝，亚欧、中欧两大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就进入了第二大阶段。

在这第二大阶段中，又经历了中国的元朝、明末清初和清朝后期三次高潮。从中国元朝到清朝即十三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之初的近七百年中，亚欧两大洲的各国各地区之间，不仅物质文化的交流全面展开和迅速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也进入了直接、经常和全面的交流阶段。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亚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在这近七百年中迅速展开和推进的具体历程与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