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社会民主党所创造的北欧模式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无论在抑制贫富分化、保障全民福利方面，还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社会和谐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国内外政治格局、经济模式、社会结构、阶级基础等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北欧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既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减少失业率，又要维持较高社会福利的政策主张，则显现出社会民主党制度安排上的某些缺陷。目前，北欧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政治上面临的挑战

（一）执政基础趋于弱化。2008 年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因应对危机乏力而在欧盟大部分国家选举中的失利。为了寻求出路，北欧社会民主党普遍对自己的传统政治战略和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再坚持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拟建立一个以新中间阶级为核心的政治联盟，这一政治意图虽然赢得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这种转型却蕴含着一种长期的政治风险，即中间化导致社会民主党疏远了作为其稳定支持力量的传统工人阶级，而作为新联盟基础的中间群体本身是不稳定的。近年来，社民党逐渐由阶级政党向全民政党转变，许多政策主张与中右政党接近，普通党员对社会民主党政策走向的影响力则不断减弱，参与热情持续下降，引发蓝领阶层强烈不满，导致传统支持者流失严重，突出表现是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持续减少，这种递减趋势直接导致欧洲社会民主党党员及支持者群体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在 2010 年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党获得 30.7%的选票，其中在 65 岁以上年龄段的得票率为34%，而在 22—30 岁年龄组中的得票率仅为 24%；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将近半数来自 60 岁以上年龄段；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平均年龄是芬兰所有政党中最大的。由此可见，北欧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组织架构及执政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二）政治联盟尚未形成。北欧大多数国家是多党制体制，政府的归属越来越取决于政党的联合而非主流政党。由于北欧社会民主党与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之间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政治作用方面的距离越来越大，社会民主党从传统的左翼阵营中选择伙伴的空间越来越小，它们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联盟。同时，由于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更多人所接受，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基本主张和政治影响越来越多地为主流政党所吸纳。不仅一些传统的中间政党越来越多地选择加入到中右翼联盟队伍中，而且中右翼力量的联合空间也逐渐扩大，从而使得右翼政党容易获得更多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则往往处于守势。因此，缺少稳定的政治联盟将是北欧中左翼政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政治纲领缺乏支撑。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异常活跃，随着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侵蚀以及非集体主义趋势的增长，打破了战后欧洲社会体制中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生产与消费间的相对平衡体系，导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在观念和政策方式上产生分歧。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提出过“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即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走出的一条中间道路，中间道路拟放弃传统左翼政治的“大政府”，强调要利用全球化来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重新考虑国家、市场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草根活动在实现关键性的目标中各占其位，促进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并行，发展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和生活方式，寻求在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中更大的公平与平等。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重构基于全球化的国家权力结构，更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和政策支撑，但是，目前北欧社会民主党缺乏这些能够成为新的社会共识的理论和政策支撑。

二、经济上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模式受到国际化冲击。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三角结构”所引导的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趋向，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变化，将北欧模式置之于更高程度的国际竞争之下，正在影响北欧模式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欧盟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正在加速进行的欧洲一体化，扩大了欧洲范围内的市场调节，推动了人力、资本等所有资源要素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而削弱了北欧原有的集中化、福利化和保护化等非市场机制的倾向。北欧多年所实施的高税收、高集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机制的力量，导致企业负担加重，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严重妨碍了企业竞争，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北欧国家这种高税收、高强度的非市场竞争的保护性政策，使得北欧小国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压力，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企业和人才被迫逃离，北欧也越来越难以在美国、日本和欧盟“三角”关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高保障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在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中，社会保障刚性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最近几十年来，北欧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是全世界最高的，长期以来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长增速。根据 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北欧诸国 GDP 同比增速分别为：瑞典 2.3%;芬兰 2.2%;挪威 1.4%；丹麦 1.2%;冰岛 4.9%。而同期北欧福利支出平均增速均在 4%左右，并且北欧诸国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很高，大多在 40%以上。2018 年北欧各国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挪威 48.7%；芬兰 53.1%；荷兰 42.2%；丹麦 51.4%；瑞典 49.9%；冰岛为 41.7%。北欧福利支出增速的加大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和高负债的不断增加，其财政赤字占比一直处于 3%的国际警戒线以上。

（三）高税负加重家庭负担。最近几十年来，北欧国家政府的税收水平在全世界高居首位，政府靠庞大的税收支付各种各样的福利开支，北欧各国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个环节都要交税，其高福利完全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早在21 世纪初，北欧国家的税收就已平均占到 GDP 几乎一半，如丹麦占 48.3%、芬兰占 44.8%、挪威占 44.3%、瑞典则占50.6% 。 目 前 北 欧 国 家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税 率 平 均 达 到30%-50%。一个普通工人在职期间要缴纳的各种税和保险占到其总收入的 45—50%，即意味着北欧人必须要用自己收入的近一半来换取国家的福利待遇。由于北欧的税收是累进制税率，所以收入越高缴税越多，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70%-80%，遗产税最高可达 98%。高税负致使家庭债务高企。近 5 年来，北欧国家的家庭债务居高不下，丹麦、挪威、瑞典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平均高达 320%、200%、180%以上，远远高于美国的 110%平均值，更高于中国的比值，2018 年中国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是 106%。

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

（一）外来移民数量增加。由于北欧劳动力的缺乏，北欧吸收了大量的移民，如挪威的移民已占总人口的近 6%。北欧社会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坚持开放立场，认为限制移民违背了自由、平等、团结的核心价值观，因此许多基层劳动者为保护自身就业岗位转而支持反移民政党的排外主张。移民数量的增加不仅与北欧本国的劳动者发生冲突，同时也引发了北欧犯罪率的上升，目前在北欧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 30%与移民作案有关。同时，依靠政府救济的移民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加重了北欧社会的经济负担。并且移民所造成的“国中之国”的文化隔阂也越来越严重。

（二）社会失业率居高。高福利、高补贴虽然缩短了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公平，但由于高福利使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 20％，这种平均化甚至奖懒罚勤的不合理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培植了一种社会惰性，造成了“不劳而获”甚至“少劳多得”的现象，孕育了一大批没有工作靠社会福利生活的“福利妈妈”、宁愿失业也不愿工作的“懒汉”，导致北欧国民工作热情降低、职工怠工现象频出，甚至出现了不愿就业、厌恶劳动、劳动力真空的情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北欧职工的缺勤人数剧增，欠勤率达到 20％，是西欧国家的 2 倍，是日本的 10 倍。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人的寿命最高以及旷工、病假率最高“两个新高”。尤其在北欧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量产业工人在政府的鼓励下选择提前退休。这些问题致使北欧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尤其是主动失业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国家的失业率总体保持在 8%—9%的水平。同时，失业人数的增加也使得福利的享受者越来越多，失业救济金飞涨，而纳税者却越来越少。

（三）人口老龄化严重。北欧的老龄化程度全球最高，2018 年，北欧 60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超过人口的 20%，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老龄人口的 30%以上，且持续上升。尤其是芬兰 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已超过人口的 21%。预计到 2030年，芬兰 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超过人口的 26%。北欧人口的老龄化造成了政府在养老金、医疗费用、卫生保健、长期护理服务等政府社保支出的不断增加，目前北欧政府仅与老龄化相关的政府直接支出就已占到 GDP 的 20%以上。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专题调研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