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从2017年4月开始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目前已经达到1470个，占到烟台全市村庄的22.8%。我们感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条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振兴乡村的成功路径。

一、为什么要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一）问题倒逼不得不然

当前我国农村有几大突出问题，那就是：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

一是集体穷，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比如烟台是一个发达城市，工业领先于全省，但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下村庄2100个，占32.6%；有些村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习惯“等靠要”；有的村即使有集体经济，但大多是靠资源吃饭，简单发包租赁，增收渠道单一，发展后劲不足。

我们认为，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服务空白，政治就会“空壳”，党在农村的执政就会“空壳”。所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已经到了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的地步！但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从哪里入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

二是支部弱，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降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经营权和劳动产品支配权都回到了一家一户手里，基层党支部也就失去了影响力和权威性。在很多群众心中不知道党支部有什么用。村“两委”换届选举，村民只看中村委会的选举，想方设法拉票甚至发生贿选问题，而村党支部书记常常选不出来。有的村党组织不会做群众工作，只是用简单的给钱给物代替思想工作，导致说话没人听，干活没人跟，党群关系越来越对立。党支部没有了凝聚力和感召力之后，宗教甚至邪教或者其他势力就会在基层和我们争夺群众。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

我们知道，当年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他是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只在乡以上，广大农村延伸不到，农村都是靠乡绅治理的，于是出现了“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情况，也才使我们农村包围城市成为可能。国民党很大的问题就是脱离群众，没有基层基础。所以农村党组织没有组织力是不行的，这是执政基础，必须巩固。但是，党支部怎么才能重树自己的威信，重塑组织力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

三是群众散，群众集体意识淡化。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否认，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村集体涣散，弱化了群众对集体的依赖，淡化了群众的集体意识。一些群众想问题办事情只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不闻不问，甚至只要权益不讲义务，不愿意为集体发展献计出力。

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区区几十个人起步，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群众也是需要组织的，过集体生活的群众跟关起来门来自己过日子的群众，精气神完全不同。但是怎么才能把散了的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在集体和群众之间重新建立纽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三个问题。

四是产业衰，农村发展活力不足。现在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量土地撂荒，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边缘化是全国性的问题。烟台苹果享誉全国，但是苹果的结果期只有30年。现在，改革开放后种的第一茬苹果已经到了树龄老化、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的时间节点，大有被外地赶超的趋势。而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没有精力和能力给果树进行更新换代。况且，更新果树之后的3-4年内不结果，何以维持生计？所以，靠一家一户进行产业升级是不可能的，只能眼看着这个产业衰落下去，而且一家一户作业，机械化程度低，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如何实现产业振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四个问题。

五是合作社乱，当前合作社在发展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央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连续1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民合作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发展中偏离了造福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向。有的合作社被资本利用，作为圈地谋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仅由几个发起人组成，上级的优惠扶持政策被少数人独享；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没有实质性运转，等等。《半月谈》2018年底发过一篇文章：《80%以上合作社沦为空壳？乡村振兴莫让形式主义带歪》。今年，中央11个部门联合部署，对空壳社实行专项清理。如何充分释放合作社的优势、端正发展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五个问题。

以上五大问题，就像五座大山，压着盼望发展、渴望振兴的乡村喘不过气来。基于对破解这些问题的考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了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办法，一揽子、系统性加以解决。

（二）落实指示毅然决然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次飞跃”的思想：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不想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小平同志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未来一定还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只是中间会有一个过程。

同样是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调查时就讲过，“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进而，他尖锐地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文章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还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在提及农村改革时总书记也多次指出，我国“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强调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与小平同志的“两次飞跃”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因此，我们坚信，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重新把群众组织起来，符合发展规律，符合中央要求。

（三）村党支部责任使然

首先，党支部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党组织要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带着群众一起干、一起闯，把党支部工作全面融入到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和集体增收之中，牢牢把握集体经济主导权。党支部在领导群众干事中才能树立威信，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堡垒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

第二，它可以重建党支部与群众的经济联结纽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弱化了基层组织与分散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弱化了义务观念和集体意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让群众参与进来，把群众组织起来，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把集体和群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后，群众对集体的关心自然就上来了，也就增强了对集体的依赖感。

第三，村党支部发展集体经济职责已经被党内法规做了明确规定。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提出“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村党支部不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就是失职缺位。

综上所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符合总书记的要求，符合农村实际，一定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所以下决心不遗余力去推动。

二、如何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发言，肯定了王宏甲同志写的《塘约道路》。塘约通过把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用两年时间把一个一贫如洗的村庄建设成小康村。他们的做法跟我的设想高度契合。

在此之前很长时间，人们对一些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的村多有争论，这也是很多同志对还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心存疑虑的原因。现在《塘约道路》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我感觉这是我们统一思想的突破口，可以拿来做做文章。

（一）统一思想，让大家愿意干。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才是生命。思想上不“破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会缺乏群众基础，没有生命力，行动上就不能“突围”。

首先从组织部门入手，2017年4月，烟台市委组织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全市党组织把学习《塘约道路》作为“两学一做”的一项内容，县、乡、村三级书记人手一册，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必读教材。2017年5月，我们邀请王宏甲老师来到烟台，给全市2000多名党员干部做报告，同时邀请他到前期摸底发现的、已有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了调研，然后召开了一个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和部分乡镇、村书记参加的座谈会，由此拉开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幕。

但是，幕好拉，戏难唱。

一是干部思想解放难。就在王宏甲老师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有的同志不赞同集体化道路，认为塘约村可学的是精神、不是道路，认为现在再提发展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有的认为烟台和塘约不一样，农民一家一户发展得不错，只要农民富了，有没有集体经济无关紧要；有的认为很多村集体的山地都承包到户了，没有预留资源和空间，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有的认为前些年发展村集体经济，办工厂、上项目，结果很多村办企业办得不好，集体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现在再搞会重蹈覆辙；有的认为发展集体经济会导致小官贪腐，损害群众利益；还有的讲，塘约村搞集体经济是因为穷则生变、因为有个左文学，我们没有那样的人，出不来那样的村；如此等等。

当然我们不怕争论，因为争论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最初起步时，在直接操刀者这里，就是反对声一边倒地盖过了赞成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在这样的争议声中破冰前行的。

二是部门资源统筹难。开始时，这项工作完全是由组织部在推，到2018年初，我们感觉很多合作社已经初见成效了，就想整合各方面资源，以市委的名义出台一个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文件。这中间涉及到七八个市直部门。市委组织部拿着起草好的文件初稿，一次一次、一家一家找他们征求意见，约谈部门主要领导，谈农村的现状、形势，我们的初衷、思路，试图得到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是有关部门从技术操作的层面，就觉得这个事根本不可行。

直到2018年7月，我们在没有任何政策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单靠把群众组织起来，已经有300多个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而且村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我们组织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开了一次现场会，用火热的现场当证据，让发展的事实来说话，最后参会的同志心服口服，文件才得以正式出台。《百村示范行动》这个文件前后修改了33稿，耗时大半年时间。对组织部来讲，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出现。

三是基层群众发动难。举个例子，栖霞市东院头村的林贤书记，他开始动员村民组织起来比塘约还早。但是一开始村民都不认可，认为这是重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谁也不愿意出钱拿地入股合作社。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村党支部一个月内开了12次会，还邀请了高校研究合作社的教授来讲“什么是合作社，办合作社的好处，怎么建合作社”，反反复复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共识。衣家村我们看到，也是一周两次开村民大会统一思想。

一场座谈会、一份文件、一个村，这三件事折射出来的问题，只是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遇到众多难题的冰山一角。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怎么办？我想，难归难，还得咬着牙往前推进。小时候我们都学过《为学》篇，“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所以，尽管有困难，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锤接一锤地敲，就一定能成功。“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换不回！”我们就是凭着这么一股劲往前走。

我们逢会必讲，工作会宣讲，讲党课宣讲，不断进行发动。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跟县委书记剖析，鼓励他们组织镇村干部走出去考察学习。抓好干部培训，研究扶持政策，层层做思想工作。凡是到基层调研，必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现场，必听工作进展，必问下一步打算。慢慢地，一些县乡村书记开始了领办合作社的探索和尝试。

我们感觉统一思想非常重要。就像蒸馒头，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发酵阶段，发酵不充分，面发不好，就会蒸成一锅死面馒头。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握节奏，不疾不徐，稳中有进，急躁冒进不行，一刀切不行，拐急弯一定会翻车。我们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光“发面”就发了半年之久。而思想发动也是我们贯穿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始终的一个重要办法。

（二）选好“头雁”，让支部书记领着干。

群雁高飞头雁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经营发展好，关键要有一个好班子，特别是要选出一个好书记，才能有公信力、凝聚力，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

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仅半年，就赶上了村“两委”换届。我们把这次农村的重大政治生活当成了一次重大机遇。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求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村党支部书记来担任。群众把自家的地、自家的钱放在了合作社里，如果这个理事长没有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的情怀，没有为群众跑前跑后、流汗服务的担当，没有多讲奉献、多讲公心的境界，那这项工作就很难推行下去，甚至会成为“烂摊子”。所以说，这个“头雁”能否选好直接影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败。

烟台承担了全省的换届试点任务，我们把政治标准作为选好村“两委”干部的第一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在全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不单看干事的本领，而是从“好人”中选“能人”，就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一个道理。

我们设置了“两委”成员候选人正面清单和 “十五个不得” “十五个不宜”的负面清单，创造性推行了自荐参选，让竞选人站到台前公开竞选、依规承诺，让党员群众选择，把那些有私心、有污点的人挡在门外。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审查”，取消了770名有黑恶霸痞等不良记录的自荐人资格。

这次换届，我们首次实现了所有村党组织、村委会全部换届以及所有村都配备党组织书记“三个100%”的历史性突破，信访总量比上届减少46%，全省超过1/3的县市区来烟台学习过经验。这为后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下了坚实基础，储备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能干事不出事的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项新生事物、系统工程，对支部书记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部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以期尽快统一思想，培养一批具有互联网思维、善于经营管理、掌握先进技术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每年都会组织100名村党支部书记到浙江大学举办“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专题研修班，另外筛选部分村干部到100个示范村跟班学习，把合作社运营的每个环节都弄清楚、学明白。一个教十个，慢慢带出一大批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干部。村书记在培训体会里写到：“学成归来之后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人家能干成的，我们也能干成”。

同时，我们还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农村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成立了烟台市乡村振兴学院，对村党支部书记统一轮训，不少外地的观摩考察团也把培训搬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现场，借助乡村振兴学院开展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压实责任，让党委政府推着干。

2019年4月底，根据调研发现的共性问题，根据智库专家的建议，根据两年来不断深化的认识，我在市委党校给全烟台市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讲了一次专题辅导，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思路、加压推进。各县市区也把这场辅导报告的视频录像作为思想发动教材，像龙口、栖霞，都召开了千人大会，直接通过视频分会场把会议开到了村一级；再比如蓬莱，每月组织了“走看评”现场观摩，现场观摩、打分评比，让乡镇开始坐不住了……可以说在层层思想发动下，各县市区已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抓实农村基层党建的“牛鼻子”，一路高歌猛进、奋勇向前。

在推动落实方面，乡镇党委书记是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施工队长，做到了思想认识到位、统筹谋划到位、推进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镇域经济发展规划，与镇域经济发展、与本镇特色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推动，深入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如栖霞市官道镇，投资300多万元建设“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基地”，提供社员培训、技术指导、人才建设、规范管理等全方位服务。龙口市东莱街道把该项工作列为“一号工程”，党政班子成员“一对一”挂靠重点意向村。莱阳市龙旺庄街道设置专项奖补资金，建立每月会议调度一次、每月实地督导一次、每月集中研判一次的“三个一”工作机制。

在资金支持方面，牟平区玉林店镇设立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池，村集体从资金池中申请扶持资金，作为集体资金入股到合作社，镇党委与村集体签订协议，要求村集体每年在合作社分红后，拿出村集体分红资金的20%作为反哺资金，重新注入乡镇资金池，维持资金池的持续运转。栖霞市对投入到村的财政资金，要求从收益中拿出30%投入到所在镇的“资金池”，扶持其他村的发展。各县市区都在统筹利用切块到县的乡村振兴“资金池”，集中资金办大事。

在政策支持方面，2018年“百村示范行动”之后，市里整合财政、农业、国土、供销等8个部门的力量，对100个示范村进行了全方位支持。2019年，又进一步整合农口相关部门力量，专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关于支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十六条措施；市供销社依托为农服务中心，为合作社提供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化等八项“定制”服务；市商务局明确了搭建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9项重点任务。我们还将请来农科院的专家，把新技术、新理念、新品种引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我们要求各县市区和乡镇，积极行动承接这些政策，并出台相应扶持政策，给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

（四）由点及面，让典型引路带着干。

点上探索、面上推广、由点及面，这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宝贵经验。出个全域推广的文件好出，但那样难免会做成概念化、口号化的东西，难以取得扎实成效。我们不“摊大饼”，做一件就必须做扎实一件，不能只求数量，重要的是实际效果。所以从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开始，我们就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

在2016年底—2017年初，我们刚打算推合作社的时候，就在全市摸出来当时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11个村，把他们作为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排头兵”，率先迈出步子、发现问题、闯出经验，带动面上推广。刚才提到的栖霞市东院头村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工作推进，越来越多的村认识到这个路子不错，愿意开始尝试，2018年6月我们又筛选了100个村开展示范行动，重点扶持、打造样板，年底统一发放示范村牌匾，动态调整、激发干劲。

2019年1月，我们在全市组织部长会上明确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2019年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的重点。我们认为，做工作要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如果面面俱到、什么都重要，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重要了。农村党建的重点就是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9年4月，我们举办了烟台党建智库高峰论坛，邀请了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些三农专家和学者，对我们这项工作进行现场观摩，然后召开了组织部长、乡镇党委书记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各层面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给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脉问诊。这一次的座谈会与两年前完全不同，所有到会的人们激情澎湃、意气风发。

从2017年11个村试点，到2018年百村示范，再到2019年的千村覆盖，我们始终稳扎稳打往前推，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群众推着党支部成立合作社的情况。

三、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一）基本形式

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群众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由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用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具体的发展模式

因为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各不相同，所以我们要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村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因村而异。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各县市区探索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村集体独立经营。也就是由村党支部成员带领群众一块干，支部成员在合作社找项目、跑销售、忙经营，为合作社和群众打工服务。

第二种是村企联营，企业一般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并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管理、产品统一收购，这样借助企业的经济、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优势，解决合作社发展前期资金、管理经验不足等等问题。比如栖霞市北洛汤村，前期投资由企业负责，前4年按每亩1000元标准向群众发放保底收入，第5年苹果获得收益后，除去必要开支，村集体每年收取合作社收益的5%作为管理经费，剩余95%按照4：3：3的比例分别给投资企业、第三方管理企业和入社群众分红。待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后，再适当降低企业比例、提高农户及村集体比例。进入丰产期后，每亩地年纯收益在1万元以上，村集体每年可以收入近10万元，年增加群众收入60万元以上。再比如，招远市蚕庄镇西沟村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实现全村土地流转，组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然后村集体、全体村民和农业开发公司三方组建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占股51%，公司占股49%，土地效益从每亩300元提高到2000元，部分高效农业达到1万元。

第三种是对外承包经营，党支部成立服务型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形成规模，配套基础设施、新上项目后，再将土地分片承包，解决村集体管不过来的问题。比如，莱阳市南薛格庄村党支部成立服务型合作社，把撂荒的山耩薄地流转到合作社，合作社争取资金，进行道路、水肥一体化改造，土地升值了，再成规模的以几倍的价格转租给种田能手，集体每年可增加服务收入8万元，群众每亩地可取得收入1万元。招远市大户陈家村党委流转本村及周边村土地近万亩，在完成水肥一体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后，划成20-90亩不等的片区，以每亩1500-2000元的价格承包给农场主，成片发展优质葡萄、苹果、猕猴桃等林果种植，每亩地增收2万元。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

这些做法都是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后面还会涌现出更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但不管哪一种形式，牵头主导的都是党支部，一切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党支部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分红权。这是我们不可突破和逾越的一条原则、一条底线。比如衣家村，名声大噪之后就有企业找到衣元良，想参与衣家村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前提是由企业当“大股东”，衣元良就直接回绝，他跟我讲“我们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合作社，如果交给企业，那村党支部岂不成了给企业打工、为企业服务的了？这与我们的初心是相违背的。”

（三）现行法规的制约和变通

因为现行的政策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所以这里面很多探索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比如，受法律制约，目前村党支部不能直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那么，我们如何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的名义联合5个以上村民，注册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固定资产入股，组织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

支部成员虽然是以个人名义注册合作社，但他代表的是村集体。所以我们还设置了两个“约法三章”：

一是和党支部成员约法三章。我们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理事长应该由党支部成员（主要是支部书记）担任，你的支部成员职务如果终止（如在村“两委”选举中落选），就应该主动辞去理事长职务，因为你代表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行为。这样就保护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二是跟合作社群众约法三章。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退社必须以不损害集体和其他社员的利益为前提。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服务型合作社，社员可以随时退社，但是已经流转的土地，合作社已经对这片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品种更新，新建了水肥一体化设施，马上就要见到效益了，这时你想退社就不能自由了。这要提前和群众约定清楚、签好协议。这样就保护了合作社的利益。

因为我们的实践超前，法律法规还没有考虑到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只能在现有法律下做部分变通。我们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国家法规可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合作社的检验标准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习总书记讲过，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程度比较高，他们规模化经营、高技术的使用、环保理念的贯彻、城乡协调发展等等，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我认为这些不属于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村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我认为它的本质特征在于：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我们抓乡村振兴，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工作不仅聚焦于产业发展，抓经济效益，还得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抓政治效益，不能丢掉农村的阵地。所以，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同时农村振兴的结果也必然加强了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和西方乡村发展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收入可以非常高，但贫富差距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是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都要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在推进农村脱贫攻坚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要提高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垄断，防止形成“精英社”。比如栖霞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

第三，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习总书记强调，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垮了。现在有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这是十分错误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虽然私有制还将长期存在，但如果我们把私有化作为改革方向，那岂不是又会分化出地主和贫农，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何体现，我们牺牲的烈士能答应吗？只要我们是共产党，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

我们反复讲，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具体方法可能各种各样，但对这几条根本的原则不能突破，不管什么类型的合作社都要拿这三个标准衡量，符合这几个标准才可以创新。

关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入股办法和利益连接机制，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如何获得启动资金等等具体的做法，2019年3月，我们编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小册子，其中有方法有实例，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给基层推进、指点迷津提供借鉴。

我们还依托“烟台党建”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网上服务平台，其中开辟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栏目，对相关问题答疑释惑。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烟台党建”融媒体平台，通过网络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产品更加便捷高效地走到消费者手里。

四、目前的成效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呈现出全域勃发、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给我市乡村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招破题、全盘皆活。

第一个变化是，农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我们做基层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城市社区的书记一般都很会讲，你去了社区之后，他会拉着你看这看那。而农村书记一般都不太会讲，问一句说一句，甚至经常是乡镇书记替他回答。现在我们领办合作社的书记个个劲头十足，自信满满，再到村里去也是拉着你不让你走，看了这个项目，还得拉你去看别的项目。这种局面在两年之前是没有的。

蓬莱市槐树庄村书记叫李军，是80后的青年。他通过村“两委”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200亩，去年冬天又开发100亩，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还计划种植金银花等中药材及桑椹、樱桃等经济作物。为了吸引群众，他带头把自家经营的农资店和10亩叫行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前段时间烟台党建智库专家到他们村调研，正赶上那天早晨，他在山上干活摔断了腿，但是忍着疼就是不下山，一定要等调研组来后听专家对村里发展的意见，说拼了命也要把合作社做好。一个月后，我去蓬莱参加烟台乡村振兴学院的揭牌仪式，之后没打招呼就去了槐树庄村。车开到山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李军，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正在带领群众干活。看到这个场景我止不住掉下泪来。

莱阳市西石河头村之前是个差村、贫困村，合作社流转的土地从第一年的60亩扩大到第二年的330亩，目前村里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就在合作社用地的对面，是两个大户的土地，他们看到合作社发展的势头很好，也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没有群众愿意加入。因为群众对党支部更放心，他们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们为民办事的决心。

很多村党支部书记的情怀和境界让我们非常感动，蓬莱市三里沟村党支部书记，本来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把时间和精力全部靠在村里，只能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每年收取承包费5万元，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他痴心不改。栖霞市黄口村党支部书记，为流转土地成方连片经营，带头把自家27亩果园砍掉，其中有一半以上5到8年的盛果期果树，砍树的时候家属直哭，但是他自己义无反顾。栖霞市下门楼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流转区域内土地有的群众不愿意入社的问题，将自家4亩盛果期果树与群众置换，把利益让给群众，但是他心甘情愿。

这里面有不少是干了几届的老书记，为什么之前籍籍无名，直到这两年才崭露头角？我想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上级的引导指导下，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强村富民之路；第二，在带领党员群众战天斗地、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历练，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真正成为了群众的主心骨。任何一个好的带头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不是有了一个好书记才能办起一个合作社，而是有了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有了火热的实践，完全可以锻造出好的带头人。

现在，这样的书记越来越多，可谓“遍地英雄下夕烟”。过去我们为了落实村干部坐班制而苦恼，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要刷脸打卡，而现在最苦恼的是，在评先进时因名额有限，把哪个拿下来都不舍得。

第二个变化是，党组织的组织力大大增强。

领办合作社之后，党支部和群众通过股份紧紧地扭在一起，以股连心、连责、连利，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群众对集体有了依靠。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优势是组织群众。群众入社之后，不仅有了经济的收益，更有了组织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促使大家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有些村出现了群众自发投资投劳、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有的村干成了几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这都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创造的成就。

栖霞市衣家村地处深山，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山路崎岖，是典型的穷村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 在没有任何帮扶的情况下，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创造性地发明了“工票”制度，以工代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党支部一吆喝，全村男女老少早出晚归齐上阵，工地天天热火朝天，老人们都说几十年没有这种气氛了。仅仅7个月的时间， 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直达山顶，2处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拔地而起，350亩果园架设了滴灌设备。过去在外面工作的衣家人都不愿意回家，现在被村里的氛围所感染，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回家过年的时候，换下新衣服就主动上山劳动。衣元良书记感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但组织起来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难以想象！”

莱州市田家村，过去曾经为了修一条水渠，花了7年时间动员4户村民拆掉自己的违建房，就是拆不动。成立合作社之后，村里群众看到了党支部带领大家干事的决心，三天就拆除了违建。有个老党员看到村集体没钱，就把自己分的口粮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不要钱也不要股，只是为了表达对支部的信任和支持。槐树庄村一个贫困户主动要把自家院内几百年的金丝槐捐给合作社，因为他看到组织的力量和发展的希望，也很希望为村里贡献一点力量。栖霞市亭口镇小马家村为解决村民用水难题，决定由村党支部领办成立水利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现场发动后，不到5个小时，全村63户村民就实现了100%入社，又只用了短短8天半时间，垒墙800多方、树梯道7条，使村内水塘库容扩大了2倍。除此之外，栖霞市官道镇小花园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7天流转400亩土地；沙岭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场会后，村民自发拿着油锯伐树积极入社。这样感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再现了当年胶东群众为支援革命“最后一粒米送军粮”的热情。

过去我们的“三会一课”缺乏吸引力，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甚至开会还要发误工补贴。现在大家参会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我们感到，通过抓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就牵住了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是党建和发展相结合的最好平台，党支部被推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中，党建做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也做实了。

第三个变化是，强村富民实现双赢。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哪些人，为什么组织起来就能增收呢？

从集体收入看：分田到户后各家承包田之间都有间隔，浪费了大量耕地。土地联片后，1000亩地一般会多出150亩。按种苹果算，亩地产6000—7000斤苹果，每斤苹果3.5—4元钱，仅连片多出来的土地，即使按最低产量和价格测算，再去掉生产成本（每斤1.5元），也能为集体增收180万元。

从群众收入看：一是土地流转增加了收入。乡村很多老人没有劳动能力，承包地荒废在那，加入了合作社，土地流转费每亩在500-2000元之间，脱贫就没有问题。二是节约生产成本。合作社有规模效应，买化肥农具可以按批发价格算，比一家一户采购节省很多。三是抱团取暖增加收入。一家一户农户卖苹果没有定价权，甚至各家对收购商竞相压价；而合作社统一负责销路，好的苹果品种打上品牌后，一般每斤最少增加一元钱。有报道今年辽宁苹果丰收，每斤才卖8毛钱，而我们栖霞也是苹果丰收，收购价只略有下降，没有大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小农户只有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