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与意义

邓纯东

从1929年中央红军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到赣西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牢固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胜利完成了创建全国苏维埃中心区即中央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放弃中央苏区，这前后五年多的时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大“演习”，也是我们说的党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时期。如何定位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党的历史上有两个比较权威的看法。一是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中央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土地革命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的结论。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我认为可以用六个“地”来概括中央苏区的地位：第一，最大根据地，即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二，伟大阵地，即中国革命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阵地；第三，战略基地，即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战略基地；第四，试验基地，即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治国安民的试验基地；第五，集结地，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和一大批治国精英的集结地；第六，发祥地，即是毛泽东思想开始构架、形成的发祥地。

具体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在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教育文化事业等方面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探索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根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工农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战争环境和适应落后农村政治状况的民主制度，如何以民主保证政府部门有效地组织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开展，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首要任务。苏维埃在实现工农当家作主、开展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

首先，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制。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央苏区建立了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央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员会等在内的中央政权机构组织系统，并明确规定了各个机构的职责，由此建立了至上而下的统一领导机制。

其次，建立代表会议制度。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者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如此一来，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至全苏代表大会，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民主选举组成，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会议制度，保证了工农群众能选出自己所信任并能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的管理。

再次，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从1931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选举运动，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选举的组织领导和宣传鼓动，教育群众把分土地、分谷物、打土豪等斗争与选举联系起来，并教育群众从斗争中物色自己应该选举的人，以及自己怎样从斗争中争取自己在选举中的地位，提高了群众的民主觉悟与参加选举的广泛性。二是严格审查选举人和候选人资格，在审查选民资格上，用红纸公布选民名单、用白纸公布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的名单，清除个别阶级异己分子，提高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群众能为上红榜而扬眉吐气，充分体现工农民主专政。在审查候选人资格上，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后提出，并予以公布。目的在于使每个选民有预先充分考虑自己代表的时间，不至于到选举时匆忙地提出来，充分地体现出苏维埃选举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在选举运动中能表达出选民的意志，防止选举被不良分子把持。三是方便、灵活地确定选举单位。把以乡为单位改到“百把个人的村子或屋子，就可单独开会”，因为“选举的单位小不但可使选民的多数甚至全体都到选举会，并且可使选民对于被选举的人的选择更加容易，选民的提案必定更多更好”。也就是说，选举单位缩小使得选民参加选举更加方便和灵活，并且能有更多的机会发表意见。

这些制度的建立，不仅使得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主创造力的机关、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还使得人民群众真正行使了管理国家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对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建设的探索，不仅是对人民当家作出作出的重要探索，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根基。

二、加强党的三大建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的领导力量

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如何建立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央苏区时期在党的建设上进行了坚决的探索和斗争。

在思想建设方面。为了克服“党内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的生活政治化和科学化；坚持用读书学习、集中培训、个别谈心、政治讨论会等科学的方法和方式教育党员；要加快形成一整套适应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务的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教育方法；要积极开展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但是，古田会议精神只在红四军和后来的红一军团内部贯彻得较为彻底，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仍然存在过分强调阶级属性的现象，尤其是一些积极分子存在“我是工农分子，不晓得理论”的错误观念。1933年，中共中央开始改变了唯成分论的主张，加强了对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还在印刷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出版发行了大量经典著作，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训练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广泛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

在组织建设方面。针对党内缺乏领导集体和组织分工、上下级之间联系不足、党群关系中命令主义严重等问题和倾向，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党组织问题的具体意见。一是健全党部的组织与领导，中央苏区党组织分中央、省、县和乡镇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二是建立上下级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建立好交通线，构建上下级密切联系的管道，另一方面是建立了固定的巡视工作制度，设置巡视员，以进一步坚强党的领导；三是密切党群关系，一方面是加强对苏维埃与群众关系的领导，另一方面是改变革命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四是加强和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以村为单位建立党小组，在支部党员人数较多的村或几个村建立支分部，等等。由此完善的党的组织，使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在作风建设方面。中央苏区建立并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1930年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入党内。与此同时，苏区一些共产党员带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为人民谋利益，造就了工农群众真心实意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的良好局面。此外，为了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苏区提出了“在厉行党内自我批评中，同时要防止一切派别的成见和感情的无原则争论与攻击个人等不正确足以妨碍党进行的倾向之发展，要消灭一切派别观念或制造派别的企图，要使自我批评成为为着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斗争的工具”，以及“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的要求，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总之，中央苏区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及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三、领导开展经济建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在中央苏区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中共中央开始重视经济建设，启动了由革命到建设的伟大尝试。在经济建设中，农业生产缓慢地恢复，工业生产得以推进，财政金融建设开始实行转型，合作事业获得了发展。

1933年3月，毛泽东和项英签发了中央政府命令，指出过去各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这种情况应该予以迅速地转变。5月，张闻天也指出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7月，毛泽东和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要求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由此标志着党在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上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苏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

在农业方面，中央政府采取了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开展互助合作解决劳动力不足、确立“第一是谷米、第二是杂娘、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的农作物种植方针、开垦荒地、增施肥料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加强对农业领导、扶持农业生产、开办农事试验场，推广技术等9项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国民党经济“围剿”所牵累，农业发展缓慢。

在工业方面，中央苏区建立了军事和民用工业，成立了中央兵工厂、中央军委被服厂及其分厂，兴办了中华钨矿公司、中华织布厂、通讯材料厂、中华樟脑厂等，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满足军需方面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苏区还恢复了手工业，建立了包括造纸、烧石灰、采煤等30多种类在内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此外，还发展了邮电交通事业，建成了长汀通往瑞金和闽西各县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运输望，创办了自己的邮局，成立了赤色邮政总局和赤色交通总局等管理机构，并在赣南苏区各县架设了电话线路，实现了县与县之间的相互通话。

在财政建设方面，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财政制度、扩大政府财政来源、加强财政管理为主要任务，中央苏区完善了包括财政制度、国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在内的财政制度，建立了税收制度，实现了财政工作的创新。在金融建设方面，建立了工农银行、国家银行等、信用合作社、农民借贷所等金融机构，发行了统一的货币，规范了金融业务的办理，为工农业发展和商品流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中央苏区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一次探索，它们所代表的经济形态在赣南、闽西山区中成长、壮大，最终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经济形态，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还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探索开展军事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基础

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南等地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历时近10年。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在贫困落后的赣闽乡村地区动员广大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各种创举，同时见证了反“围剿”斗争中革命武装以弱胜强、多次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杰出战略和战术安排。

中央苏区采取了多种举措开展了军事动员。一是兵员动员，如把苏区地方革命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通过广泛宣传、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进行归队运动等方式开展了三次扩充红军运动，建立若干专门训练新战士的补充团，以便红军主力部队的兵员能够得到及时、有序的补充等。二是后勤动员，如设立抓门的粮食征收与保管、分配部门，开展“借谷运动”和“节约粮食运动”，保障了军队粮食的有效供给。再如由苏区政府发行战争公债，颁布《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训令，号召军民“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以更好地筹集军费、渡过难关。还如组织战时服务队，将劳动力组织成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掩埋队，将妇女组织成慰劳队、救护队、洗衣队、缝衣队，将少年儿童组织成红军站岗放哨队、传递消息队、送茶送饭队等，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积极性。此外，中央苏区还先后建立福建上杭县蛟洋红军医院、吉安县清源山红军医院等，吸纳当地医生为部队服务，以保障医疗卫生。

中央苏区开展了五次反“围剿”运动。第一次是1930年，在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深诱敌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方针的指导下，红军消灭了国民党军万余人。第二次是1931年，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以3万多的兵力，在16天内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从1931年7月开始，红军采用“避其主力，击其虚弱，乘胜追击”的方针，以3万多兵力，在75天内，五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打破了第三次围剿。第四次是1932年12月，红军通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第五次从1933年9月起，蒋介石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彻底消灭红军的计划，受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导，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伤亡惨重，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敌人异常强大、革命斗争异常残酷的背景下，中央苏区不仅保存发展了党的武装力量，还不断探索开创了军事斗争的新战略、新战术。人民子弟兵在这一时期的壮大，为后续革命的推进以至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苏区依靠群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建立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制定了正确的教育方针，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展了文化事业，成功开创了党领导教育建设的先例。

首先，工农群众掌管教育。在中央苏区“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以颁布实施《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为标志，中央苏区教育的组织领导机构全面建立。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等国家法律制度为保证，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保证。

其次，大力发展了学校教育。一是优先发展红军学校教育，将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扩编为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科特学校、红军卫生学校和红军通讯学校5所红军学校，并把提高文化水平作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基础，加强党对红军学校的领导。二是大力发展干部学校教育，于1933年3月和8月分别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和苏维埃大学两所中央政府主办的党政干部学校，其中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主要培养适应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的干部，苏维埃大学主要培养苏维埃建设与管理的各类高级干部。此外，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还主办了专业干部学校，如中央农业学院、高尔基戏剧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等。干部学校教育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中央苏区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为培养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实践技能好的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央苏区还发展了师范教育和儿童学校教育。

再次，积极发展社会教育。一是普及工农群众教育，兴办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组、识字牌、俱乐部等，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动员、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斗争。二是普及在职干部教育，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利用各种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开识字班、在工作和革命斗争实践中训练干部，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三是通过加强政治教育、进行军事教育、开展文化教育等，普及红军官兵教育。

最后，充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中央苏区党和政府运用教育和宣传的手段，革除了赣、闽地区严重存在的歧视压迫妇女、迷信、烟赌、殴骂、盗窃、抢劫、械斗等封建恶习陋俗，树立了社会新风尚。此外，在如火如荼的苏区社会变革中，苏区军民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歌谣和数百部戏剧，用戏剧、山歌、民歌、民谣等形式讴歌苏区战斗生活，赞美苏维埃建设，揭示出了民众贫困的原因与出路，极大地拥护了苏维埃政权，也积极配合了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这一时期，新闻宣传事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报刊在宣传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教育的建立与发展为革命战争和中央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它不仅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教育建设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在战争年代中以极直观、极有效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取得感动人、教育人并为革命服务的效果。

总而言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教育文化事业等方面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形成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作为党的宝贵经验和伟大的精神财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发展并走向胜利，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