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开创性贡献

杨胜群

习近平总书记曾评价说，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②]这些评价，高度概括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本文谈几点认识：

一、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解放思想的一代新风，为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前提。

我们说邓小平影响和改变了一个时代，第一要说，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主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和推动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和改变了一个时期党和人民的政治思维，而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是非常关键的。没有那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回事！

由于各种原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之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左”倾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制造了现代思想蒙昧，邓小平描述为“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又形成了“两个凡是”的新的思想禁锢，给党和人民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造成严重的思想障碍。不打破“两个凡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不能出现转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主导、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废止“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转折。

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后来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一个历史转折过程，也是一个全党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在实事求是评价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标志，也是全党思想解放的结晶。《历史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对于全党彻底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历史决议》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对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的历史，增进全党思想统一和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解放思想，当然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当时说得很明确，解放思想是为了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所说的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指当时党的思想状况和固有的体制、制度、政策等，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相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他酝酿已久的改革开放。在推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他竭力将党和人民的思想引导到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上来，引导到改革开放上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③]之后不久，他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问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进步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④]由此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全党解放思想，清除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障碍，使中国开启了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为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的思想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⑤]

二、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改弦易辙的西化之路不能走，过去僵化的老路注定走不通也走不下去了。那么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就在思考这个更为实际的问题。邓小平深知过去僵化的老路之所以走不通，主要是因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他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⑥]他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式道路”的命题。但“中国式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性质的道路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发展，实践越来越需要对这条“中国式道路”作出更带社会本质属性的定义。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终于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

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对这一命题反复作了说明：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必须是“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无疑是既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又具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特征的命题。它不仅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的主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题的确立，标志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标志着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内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形成。这为他的思想、理论的体系化创造了重要条件。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体系。党的十四大对这个理论体系作了基本概括和阐述。十五大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十五大评价说，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第一次”应该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马恩揭示了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一般原则，但对于各个具体情况不同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一一给出方案。列宁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但只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斯大林晚年陷入严重错误，几乎很难把他在苏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剥离出来。在中国，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及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领导全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也没有能够很好地付诸实践。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基本原则，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党和人民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为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用许多新的论断和思想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据有人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不下十次谈过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既具有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原则性，又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特点。又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必然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在长时期中，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中国基本国情实际，造成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急于求成求纯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领导对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中国国情作了深入思考，提出并阐述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一理论成为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石，也成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再比如，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将被取消。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到南方谈话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突破。

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一系列开创性的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生长点。邓小平之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三、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基本设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实践基础。

邓小平一直崇尚理论要管用。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一历史定位，突出地反映了他和他的理论“实践第一”的品格。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基本设计。这一系列相当于对一项宏大工程的全面的设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比如，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干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干设计。其他设计，都是这一主干设计的展开。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可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

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一方面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需要。邓小平在主导设计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时，始终将它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

再比如，小康社会目标设计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小康社会目标，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一目标，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十多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世纪末，是总体实现小康目标（小康目标与小康社会目标含义不一样）的二十年。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下个世纪头20年的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邓小平设计的小康社会目标，一直是党和人民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酝酿、设计小康目标和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切实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实际发展，提出“新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即：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20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的部署将邓小平设计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前了15年，这是对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雄心壮志。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设计，还包括科技作为现代化发展战略重点的设计，对外开放目标、途径及步骤设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途径设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途径设计，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式设计以及党的建设的目标、要求设计等等。这一系列基本设计，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